疫情冲击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2020-05-20 16:20
    面对疫情给资本安全、供应链安全带来的巨大冲击,中国不能因此走向封闭、孤立,还是要进一步推动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以共同利益和共享价值观来凝聚自由贸易的同盟军,确保自身供应链、产业链、资金链安全。同时,为了做好“六稳”工作、实现“六保”目标,短期内中国需要稳步推出具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和转移支付政策,并配合有节奏的定向宽松货币政策,减轻国内企业尤其民营中小企业负担。此外,扩大新基建投资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需要注意适度控制规模,并扩大民企参与。
    面向未来,中国要以开放倒逼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激发激活内部需求,走向内需驱动的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这不是否认继续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性,而是强调自身的内在经济循环体系要建立健全,进一步发展壮大民营经济、进一步保障改善民生生活、进一步促进提升民富水平,建立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和以民企创新为主导的创新型经济,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高质量发展和动态社会稳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
    中国2020年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日前公布,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6.8%,尤其1、2月份主要经济指标下滑严重,3月份有所改善。这反映了新冠疫情导致国内经济活动被严重抑制所带来的巨大负面冲击。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蔓延,世界各国的经济活动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受益其中的全方位全球供应链、产业链、资金链,出现不同程度的被干扰、被中断的情况,且疫情的负面冲击还未见底,需要有忧患意识、危机意识。
    (一)消费持续低迷,投资增速持续为负,贸易顺差大幅收窄
    (二)疫情冲击减缓了CPI和PPI剪刀差缩小的速度
    (三)劳动力市场严峻
    (四)金融市场流动性充裕
    (五)贷款需求旺盛,融资渠口将仍处较高水平
    (六)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大,长期贬值压力不可忽视
    (七)财政收支大幅下滑,地方债务负担加重
    (八)疫情控制得当楼市下行放缓,把握政策平衡确保预期平稳
    二、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因素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因素依然很多,下面主要从外部疫情蔓延、家庭流动性等相对比较突出的风险维度进行剖析。
    (一)外部疫情蔓延对外贸的影响更大更持久,贸易增速下滑风险持续性
    第一,疫情在全世界的爆发,对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构成了重大冲击,并从多个方面对我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1)从世界产业链的角度看,疫情重挫了发达经济体的消费信心,引发生产活动的急剧收缩。这种外部需求的骤然下降严重拖累了我国的出口,特别是对机电、纺织、服装等行业的冲击尤其严重;(2)疫情导致关键投入的断供,使参与全球产业链生产的中国外贸企业生产受阻,缩减了中国对全球产业链的供给。这一效应与业已收缩的全球需求叠加,进一步加剧了外贸部门的下行压力;(3)更为严重的是,疫情的爆发阻碍了资源的跨国流动,对国内生产的供应链也构成了巨大挑战。疫情冲击不仅只对个别行业和外贸部门产生影响,还将通过供应链在国内产生涟漪效应,通过上下游关联使疫情的影响不断蔓延,最终扩散到全部行业,使整体经济面临全面下行的严峻局面。
    第二,为了应对疫情造成的国际产业链断供,各国不得不被动补全国内生产线,客观上导致了全球产业链的萎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性强化,同时,全球贸易风险的增加也会进一步削减FDI,导致全球生产性资本在长期内将出现再分配与再平衡。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检验了各国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和协调公共资源的能力。已有文献表明,风险是决定FDI流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本次疫情大考将改变不同国家对国际资本的相对吸引力,从而引起长期内全球资本的再配置。
    第三,据1-2月数据,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48个国家的新增投资同比增长18.3%,对沿线59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同比增长25.6%。“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表现好于其他地区。随着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一带一路”投资活动在短期内可能面临劳务输出受限、货物出口受阻,以及基建项目延期等问题。但从长期来看,参与国恢复生产的迫切需求仍将推动“一带一路”项目持续进行,同时加强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与贸易,有利于缓解发达市场需求不振和贸易保护的外部压力,并有助于释放部分国内过剩产能,缓解国内就业问题。中国作为“一带一路”项目的主要债权人,如何维持债务的稳定可持续性,是长期对外投资风险的重点考虑因素。
    第四,从全球价值链参与(backward participation)的角度,出口中包含的外部增加值比例较高的行业,受到疫情的影响也将越大,主要行业及其外部增加值占比为: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制造(约35%),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电力设备制造(约30%),橡胶和塑料制品制造、基本金属制造、其他运输设备制造(约18%)。其中,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电力设备制造等行业的外部增加值占总的外部增加值近50%,因此外部产业链断供风险将主要对这些行业产生影响。此外,如果某些行业的用于出口的中间品进口投入比例较高,则其受外部影响也越大,这些行业及其出口中的中间品进口投入占比为: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电力设备制造(约53%),纺织品制造(约43%),电子设备、化工、基本金属制造(约30%)。这些行业也将受到较大影响。
    综上所述,新冠疫情给国际产业链带来的冲击,不但在短期中加剧了我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也对我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构成了挑战。从另一个角度看,这进一步凸显了转换增长模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加快服务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否将压力转换为动力、成功实现经济增长从外需导向、要素驱动向消费引领、效率驱动的动力切换,关键在于制度性、结构性、市场化改革的成效。
    (二)家庭部门储备现金“过冬”,未来流动性问题不容忽视
    家庭金融配置方面,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跌至-20.5%,由此导致家庭部门短期贷款新增额在一季度陷入负增长,特别是2月份,家庭部门短期债务单月减少4504亿元。虽然3月份短期贷款新增额攀升至5144亿元,创下有史以来的新峰值,但总体上导致2020年一季度短期贷款新增额减少509亿元。而中长期贷款新增额则较为稳定,虽然受疫情影响2月份仅增加371亿元,但1月份和3月份同比仍然是正增长,特别是1月份,达到了7491亿元的新峰值。从整体来看,家庭部门中长期贷款新增额的同比增速略好于新增人民币贷款的增速,但短期贷款的增速则要差很多。具体而言,2020年一季度,我国新增贷款增速同比下降33%,而家庭部门中长期贷款仅下降9%,短期贷款增速下降112%。
    从新增贷款的构成上来看,无论是中长期贷款,还是短期贷款,经营性贷款在3月份均明显增加,由于经营性贷款主要针对农户和个体工商户的贷款,这一增加也体现了金融机构在疫情当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具体而言,3月份短期经营性贷款增加2716亿元,中长期经营性贷款增加1056亿元,均达到近些年来的新高。而消费贷款也在3月份回归历史平均水平。虽然在一季度金融系统对于家庭部门提供了足够多的支持,但伴随着海外疫情的加剧,宏观经济的恶化,同企业部门一样,家庭部门在未来一段时期也亟需金融系统的持续支持。
    在家庭部门的债务存量方面,截止到2020年第一季度,家庭部门共累积了13.5万亿元左右的短期贷款,43万亿元左右的中长期贷款。受疫情影响,家庭的债务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家庭短期贷款与中长期贷款的比值已经由疫情前的40%左右下降至30%左右,家庭对中长期债务变得更加依赖。而在增速方面,家庭中长期贷款的增速虽然从2017年以来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但在2020年发生跃升,由2019年平均的17%左右上升至20%左右。在宏观经济整体受疫情持续影响的当下,家庭部门背负的沉重的中长期贷款产生的还款流,会进一步挤占家庭的流动性。
    家庭债务在持续累积的同时,家庭存款的增速加快。2020年1月份,家庭部门新增存款4.24万亿元,虽然2月份减少了1200亿元,但3月份又继续增加2.35万亿元,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年3月份的最高值,远超去年同期的8800亿元,这也使得2020年一季度的家庭存款再创新高,比去年同期增加近4000亿元。家庭部门1月份存款增加最多的5个省份分别为江苏、浙江、四川、安徽、以及河北,这5个省份的新增存款额占到了全部存款的近40%,由于这几个省份均为民营经济较为发达或者人口流出大省,因此可以说1月份存款增多更多是由于春节的原因。但在3月份疫情影响下,家庭部门存款继续快速增长,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疫情导致消费下降,家庭留存的现金增多,同时疫情也导致房地产、股市等其他投资渠道不畅,但课题组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加强。面对未来汹涌而至的不确定性,家庭有足够的动力增加储蓄,降低消费,而这会使得经济复苏更为困难。
    家庭对现金流枯竭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根据课题组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这一微观数据所做的分析,如果家庭在1-12个月内失去收入,但仍然保持原来的消费状况,则面临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比例会上升,特别是那些低收入家庭。3个月没有收入就可以使得60%以上的低收入家庭陷入流动性约束的境地。同时由于低收入者的食品恩格尔系数更高,因此,食品价格的上涨对低收入者影响更大,而这会放大疫情对低收入者流动性的冲击,使得对低收入者的实际影响更大。
    (三)新冠肺炎流行期的外部经济形势
    摩根大通于3月下旬披露,基于当时数据,全球经济在2020年将经历衰退,预计增长幅度为0.9%;4月IMF发布预测结果,指出世界经济2020年度会出现3.0%的负增长,其中发达经济体GDP收缩6.1%。
    2019年4季度,美国实际GDP相比2018年增长约2.3%,全年增速为2.3%;高盛预测美国2020年1季度实际增速相比2019年减半,约为1.2%,而IMF《世界经济展望》中考虑COVID-19病毒疫情,认为美国2020全年增速可能降至-5.9%。失业率数据方面,2020年1月至3月美国劳工部统计结果为3.6%、3.5%和4.4%。受新冠肺炎全国流行影响,美国登记失业人口在4月上旬逼近1700万人。
    欧元区19国2019年4季度实际GDP增速约为1%,为2014年一季度复苏周期以来最低水平;各国失业率数据尚未完整公布,预计受新冠肺炎大流行影响较为显著。西欧的德国、法国和英国增速分别为0.4%、0.8%和1.1%,总体持续低迷;北欧的芬兰和瑞典截至2020年2月已出现失业率上升先兆,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南欧的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短期内难有好转。
    2019年4季度,新兴经济体和金砖国家经济增长表现出短暂的向好迹象,然而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断了这些地区的缓慢复苏态势。除韩国和印度增长表现尚可(2.3%和4.7%)外,IMF预计其余三国2020全年经济衰退,均在-5%至-6%区间内。
    受停工停产影响,全球产业链出现断裂重构倾向。日本内阁府4月7日会议资料在第四节“打造强韧的经济结构”中提及支持企业回流相关举措,相关预算规模为23万亿日元;包含其他用途在内,应对疫病流行时期经济困难的一揽子财政援助预算草案总额为108万亿日元。草案并未提到帮助企业回国投资的详细金额分配。
    新冠肺炎疫情已造成全球大面积停产停工,不仅导致到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产业回流与转移,甚至可能引发全球产业重新布局。目前,拉丁美洲局部地区和非洲部分国家政府对疫病流行状况丧失掌控,不排除下半年新冠肺炎反复流行、进一步延长全球衰退的可能。
    三、短期对策及其中长期改革建议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都是空前严峻的,供应链、产业链、资金链受疫情影响均受到不同程度干扰乃至中断,且疫情的负面冲击还未见底,需要有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事实上,整个世界外部环境在疫情冲击之下也正发生深刻变化。面对疫情给资本安全、供应链安全带来的巨大冲击,中国不能因此走向封闭、孤立,还是要进一步推动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以共同利益和共享价值观来凝聚自由贸易的同盟军,确保自身供应链、产业链、资金链安全。
    从内部看,短期内中国需要稳步推出具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和转移支付政策,并配合有节奏的定向宽松货币政策,减轻国内企业尤其民营中小企业负担。同时,扩大新基建投资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需要注意适度控制规模,并扩大民企参与。面向未来,中国要以开放倒逼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激发激活内部需求,进一步激发激活内部需求,走向内需驱动的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这不是否认继续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性,而是强调自身的内在经济循环体系要建立健全,进一步发展壮大民营经济、进一步保障改善民生生活、进一步促进提升民富水平,建立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和以民企创新为主导的创新型经济,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高质量发展和动态社会稳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是利用疫情对市场供求的冲击,加大对美农产品、能源产品采购力度,对冲国内粮食价格上升压力,充实能源战略储备。就目前而言,许多国家已经开始限制粮食出口,包括俄罗斯也暂停对话出口大豆至6月,中国如能够利用好中美第一阶段协议所达成的采购协定,有助于弥补进口缺口,保障自身粮食安全。与此同时,当前能源价格处于历史低点,正是中国逢低买入的良好时机,中国已经是全球各国中率先复工复产的经济体,人民生活也逐步步入正轨,对于能源的巨大需求会逐步恢复增长。同时,第一阶段协议的良好执行、互利共赢,将为第二阶段的谈判提供一个好的基调。当然,中国也需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做好包括对美在内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物资供应,为疫情之后的正常友好交往奠定民意基础。
    二是主动朝着“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方向推动对外开放,团结日本、欧盟、英国等发达经济体,以多元化确保供应链,倒逼对内市场化改革。对外,要进一步扩大同盟军,目前中国所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层面偏低,几乎没有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不要自己将自己合并为中低端类,这特别不利于创新型发展和创新型国家的转变。因此需要朝着“三零”方向多点突破,以利益共享确保供应链安全和促进外部市场多元化。对内,要深化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导向改革,以法治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那样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三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增强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以创新链支撑产业链,同时大力建设源发于中国的国际金融机构,并推动中企海外融资渠道多元化。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科技创新有赖于体制创新的支持,要让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由政府指定技术方向和路径,要在国际科技市场上参与竞争、合作,遵循国际通行的范式、标准、流程等开展相关研发工作,而不能仅局限在国内。同时,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中国发起的银行要对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开展高标准建设。此外,对于赴美上市的中概股可适度引导参照阿里巴巴等赴港二次上市,在解决融资需求的同时分散风险。
    从更深层次的视角来看,中国应化危为机、倒逼改革,尤其是要深化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的结构性改革,以此解决市场和政府及社会各自缺位、过位和错位的问题。在政府方面,应朝着建立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刚柔相济的有限政府转变。在市场方面,应朝着有利于打破行政垄断壁垒、加大对内对外开放、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维护市场竞争环境、激发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方向去改革。近日颁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要素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社会方面,应朝着大力培育社会自我组织、自我治理、自我服务能力的方向去改革。这些是事关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也是中国能否从制度上、规则上、价值观上真正融入世界的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