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全方位创新为核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20-11-12 17:19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的发展主线,这一任务不可能在五年内完成历史使命,需要在“十四五”期间继续深入推进,核心是推进全方位创新。
    1.努力稳定并改善劳动力供求关系。化解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主要做法包括:一是延长退休年龄至65岁。这是很多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减轻社保支出压力的通行做法,我国也到了采取类似做法的时候。二是让进城农民工和城市间流动就业人口落户。我国有2.7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各类城市就业,近1亿在城市间流动就业的城镇人口,他们大多数人没有就业所在地户口,农业转移人口一般在男50、女40左右就离开工作岗位回到老家并逐渐退出劳动力队伍,如果能让这批人获得就业所在地户口,一般能延长劳动年限5-10年,可以有效增加各类城市的劳动力供给;三是让体制内退休官员和科技人员更好发挥作用。我国现行制度对退休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再就业有严格的限定,不允许他们退休后被企业等有关机构有偿聘用,这导致很多有很强专业能力和专业经验积淀的政府精英人才被闲置浪费。这些措施从反腐角度看似乎合理,但制度设计过于简单,如果对相关制度进行细化完善,允许他们在符合一定条件下被企业或相关机构有偿聘用,而不是一刀切地被禁止,完全可以增加我国的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并提高利用效率;四是在一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政策基础上,实施完全自主生育政策,必要时还可视生育情况采取措施鼓励年轻人多生育,以扭转人口快速老龄化和过低生育率带来的国家人口结构失衡。
    2.提高劳动力素质和质量。应对劳动力数量减少的另一个有效措施是提高劳动力素质,以质量提高弥补数量不足。这需要强化实用型技术教育和培训投入,为更多劳动力提供更高质量的免费技术培训和技术教育,通过更专业的技术培训解决结构性就业难题。应该加快教育实质性改革,给予学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让大学教育能够针对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需要优化专业设置,有针对性地提供技术员工教育和培训服务,并强化专业课程设置与国家发展需要以及市场需求的对接,缓解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导致的人才浪费。要全面提倡专业精神,减少教育的功利性,真正培养个人专业兴趣,形成行行出状元而不是行行出官员的专业至上文化,提高各领域专业人员、技术工人的社会待遇和认可度,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社会认可度,使不同专业技术岗位的专家和工人都能成为更受尊敬和尊重的职业人士。
    3.强化全方位科学技术创新。从研发投入规模和专利申请数量看,我国已经是一个全球研发大国,研发经费投入已经超过欧盟所有国家研发投入的总和,年注册专利数已连续多年名列世界第一。但从质量和核心竞争力来说,我国还远不是研发强国。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强度与美国相比有较大差距,国家基础研究能力还有待大幅提高。从创新效果看,我国虽然专利注册数量虽然连续多年名列全球第一,但科技成果转化率大致只有10%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40%左右的平均水平。从产业体系看,我们很多产品和服务在品质上不能满足消费者消费升级和消费多样性、精细化的需求,很多领域不具备与海外先进技术、产品和服务竞争的能力,一些高端产品和核心技术还完全不能自主研发并生产,高度依赖进口,受到发达国家制裁和禁运时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在自由贸易环境下,通过互通有无和比较优势形成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产业链,这原本不是问题,况且我国还属于贸易顺差国,总体上处于有利地位。但不幸的是,目前多边自由贸易体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正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国家安全保障、意识形态差异、制度体制差异、保护竞争优势等为借口且带有敌意的高技术封锁禁运和发展遏制。这一和平时期不应该出现的技术禁运在美国主导下正在进一步强化。在外部压力遏制日益强化背景下,任何对全球化产业链和技术链抱有期待、幻想和依赖的技术和产业政策,可能都显得过于天真,在政治上也难以被接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我们可能别无选择,必须在部分关键领域强化以进口替代为目标的产业政策,加强制造业基础性核心技术、数字计算技术和产品的国内研发和进口替代,以摆脱对进口产品和技术的严重依赖,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维护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安全。因此,科技创新和创新驱动应该成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相对于自然资源而言,我国在科技领域或许更具备以国内循环为主的条件,值得为之加大努力,当前也具有现实紧迫性。这相应需要进一步完善创新激励体系,提高政府在全社会研发投入中的比例,强化政府对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短板的研发支持力度,鼓励企业更多投入资源用于研究开发,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激励,形成更加开放包容自由的创新环境。在构建新型举国体制时,要更多利用市场机制激励对科技研发的人、财、物投入,让投资者和科研人员更多分享研发成果商业转化形成的收益。与此同时,我们依然需要加强产业技术研发和创新领域的国际合作,创造条件更多更好利用国际上最优秀的创新和研发资源。要形成更具激励性的系统性产业技术创新和研发环境,以及推进研发成果商业化的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发展环境。
    4.深度推进全面对外开放。过去中国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对外开放,未来的发展依然离不开对外开放,但必须是更广泛更深入的高水平全方位对外开放。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今后外部国际环境可能对中国带来诸多挑战,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看起来是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实际上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战略利益博弈的激化,并可能继续演变为多个领域的矛盾和斗争。在某些方面,可能也是我国与整个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和问题所在。这些新挑战要求我们的对外开放不能仅限于货物与服务市场的准入开放,可能还涉及体制机制更全面地与国际惯例和国际规则接轨,对等开放将成为未来我国参与构建多边、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基本条件。此外,企业用全球视野配置资源和要素,还需要全方位了解各类海外传媒信息,需要对海外媒体信息的更广泛更及时的获得。这是因为我国自然禀赋的缺陷和已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需要中国企业更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和贸易投资往来,更多以全球视野配置资源,构建我国的全球利益分布格局,这自然涉及到跨国间基于规则的公平竞争和对参与主体法律保护的一致性,政府应该为企业和投资者全球化配置资源提供更全面的信息支撑。但这可能会颠覆我们过去一些传统的习惯和做法。比如,我们过去常说制定产业政策是一国主权,不容别人说三道四。这听起来合理的论断在新的开放环境下可能恰恰是不尊重国际规则的表现,因为一国在使用产业政策工具时,所使用的政策手段特别是政府补贴等手段,极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反补贴协议,使受补贴企业相对于不接受类似补贴的企业形成不公平的贸易竞争优势,并导致贸易扭曲。所以,在开放环境下,出于对国际规则的尊重,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基于国际规则对他国可能扭曲贸易和公平竞争的国内政策说三道四。因此,从产业政策角度看,出于对国际规则的尊重和提高政策手段实际成效的考虑,我们需要更好发挥竞争机制对市场主体的激励作用,而不是简单利用政府各类补贴予以支持,避免给别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或反补贴、反倾销措施留下话柄。又比如,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后,国内投资者要对境外资本市场进行投资,就需要及时掌握海外信息特别是被投企业的足够信息,如果不能从海外媒体获得及时信息,将可能影响投资决策并导致失误,这需要解除对海外媒体和信息的现行封锁。在服务领域,中国需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通过国外先进和高品质服务模式的引进,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高水平竞争,通过竞争尽快提高国内服务业的服务品质和服务能力。当日益开放后中国的国家利益越来越多地分布在全球各个角落后,我们传统的不干涉别国内政和不结盟的外交理念,是否还适应未来维护全球化国家利益的需要,也值得认真研讨并做出改变。
    5.加快优化能源结构并强化节能。能源是现代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燃料,能源革命和创新对中国的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我国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但能源资源的人均自然禀赋明显不足。目前,我国人均能源消费为3.5吨标准煤左右,与美国人均11吨标准煤、俄罗斯13吨标准煤的水平有很大差距,只相当于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日本和德国人均消费水平的一半多一点。随着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行为会进一步向发达国家居民消费行为趋同,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也会趋同。我国能源资源条件不允许我们向美国和俄罗斯趋同,但即便是向日本和德国趋同,我国人均能源消费还将提高约1倍,前提是达到日本和德国的能效水平。这也意味着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最终会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甚至更多,将给中国带来能源安全和减排方面的双重挑战和压力。2018年,中国原油进口46190.1万吨,总金额15881.7 亿人民币;天然气9039万吨,2551.8亿元,总价值约3000亿美元。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7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已经接近43%,且还在进一步上升。相对于粮食安全而言,由于战略储备严重不足,中国的能源安全更具有真实的风险敞口特点,在特殊时间极有可能演变成安全危机。解决能源问题和挑战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全方位加大节能力度,特别是在建筑领域和制造领域加大节能力度,用更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各类用能主体加大节能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进一步提高国家整体能效水平。二是尽快优化能源结构,重点提高能够自给的清洁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比重,加大对风能、光能相关的材料技术、储能技术、智能电网等技术的研发和商业推广,提高转化效率,在此基础上加快推动经济社会的电气化和电动化,推进分布式清洁能源体系建设和能源互联网建设,实质性减轻对原油和天然气的持续上升的进口依赖,降低进口依存度。这是因为我国在风能、太阳能、核能、生物质能等绿色发电方面,还有较大空间通过技术创新和开发模式创新扩大电力供给,这一替代不仅具有绿色低碳和最终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减排意义,还具有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提高能源自主安全保障能力的长远战略意义。
    6.深化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核心最关键最复杂的内容,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市场主体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担忧,增强对未来的发展信心和恒心。一是更好依法保护各类产权特别是私有产权,我国民用经济占比已经大大超过半壁江山,民营经济对就业、创新的贡献日益显著,都超过了70%。经济发展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后,民营经济和企业家的作用将变得更加重要,通过加强产权保护和产权激励,可以稳定私营部门企业家的长期预期,更好激励民营企业和研发人员投入创新、投资未来,在实体经济并为资本市场造就更多面向未来、创新驱动、依法经营,更具创新动力和竞争力的百年老店。二是要创新性化解主流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我国经济基础的民营比重还在继续提高,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发行主体越来越多是民营企业,但由于主流意识形态是共产主义,且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依然是传统的最终要革资本家的命,这使得部分民营企业家缺乏足够的安全感和对未来的信心。越来越多民营企业选择海外上市,或在国内上市后变现部分资产转移出境,而不是将经营利润更多转化为投资,是这类担忧的一种响应性表现。过去,执政党实事求是地提出了“白猫黑猫”理论,创造性提出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部分民营企业家的顾虑,缓解了主流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激励了非公有经济的大发展,但并未从根本上化解这个矛盾。对这一结构性矛盾,需要执政党进一步予以重视并在新时代实事求是、创新性地加以探索解决。这是一个十分敏感但又不容忽视、无法回避的历史性话题,值得立足长远、认真研究,找到可行的根本出路,否则我国资本市场的微观基础是不稳固的,以资本市场作为资产配置场所的资产安全也是不可靠的。三是强化统一市场制度建设,扫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内要素自由流动、企业公平竞争的任何不合理规定和做法,规范地方政府补贴招商引资的不合理竞争行为,废除各类地方政府实施的地方保护和区域分割行为,使我国具备的大国经济统一大市场优势得到更充分发挥。四是依法行使政府治理和管制,减少政府决策、监管和管制过程中的不透明性和随意性,减少政府对微观主体市场经营行为的随意干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真正改善基于规则和法治的可预见的政府监管,促进形成更加便利可靠的营商环境。五是减少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对资源特别是要素的直接配置,真正让市场对资源和要素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让政府的作为更多聚焦在公共服务、信息引导、秩序维护、基础设施等领域。
    总的来看,“相对于“十三五”时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十四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涵应转变为全方位创新,重点是体制机制创新和科学技术创新。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全方位创新实现上述目标情景,中国就可以用10年左右的时间,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稳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国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和人民生活质量都会有新的提高,并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更多令人信服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