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只会乱花钱,而必然存在道德风险?在中国,这几乎成为一些人“不假思索的认定”,就像“国有企业必定低效”一样。但事实如何?尤其是经历数十年改革之后,正确回答这个问题,似乎已经变成了“该不该结合货币政策破解地方政府债务困境”的最大障碍。
我们需要看到:第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大力实施税制改革,强化了预算约束。典型案例是:2018年3月13日,国务院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了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的说明。该方案第二款第十一条明确指出:“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将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具体承担所辖区域内的各项税收、非税收入征管等职责。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后,实行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与省(区、市)人民政府双重领导管理体制。”这无疑大大节约了政府税务成本,减少了企业针对税务检查的负担,同时也加大了政府预算约束。
第二,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大量现代科技手段被运用于财政收支,地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中央预算管理,置于国家统一规划之下,各级政府“超预算支出”的情况被强力控制,这势必让预算“软约束”成为过去。
所以,绝不能因噎废食,财政方向不尽如人意必须加大改革甚至处罚力度,但货币政策配合地方债务化解势在必行。总体上看,地方政府债务背后大都对应有资产,而且存在较好的收入预期,只是当下或短期内尚无法产生足够的现金流。
所谓债务风险,说到底都是流动性风险,而化解债务风险最有效,也是最重要的手段则是“用时间换空间”。有人说,“用时间换空间”处置债务问题,不过是把这辈人的债务推给下一代去还。这种说法严重错误。我们说“用时间换空间”,实际是等待债务背后的资产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产生效益,而绝非单纯延长债务期限,而下一代人恰恰是这笔巨额资产的享用者。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债务与西方国家政府债务具有本质的不同,中国是“财政赤字资本化”——财政赤字用于投资,是创造财富的过程,不仅为当下提供了发展的潜力,也为后人留下了可以“下蛋”的财富;西方国家则不同,它们的财政赤字若用于发钱消费则是典型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为后人留下的当然是债务。
如何“用时间换空间”?三层逻辑之下,重担必然落到央行身上。第一,“用时间换空间”意味着通过债务置换,大幅拉长债务期限,同时有效降低债务利息成本;第二,让商业银行以长期低息贷款置换地方政府债务,不仅违背市场规律,而且在货币乘数高、商业银行长期资金来源不足的背景下,大幅增加10年期以上的贷款,必然放大银行风险,结果是风险转移,有悖化解初衷;第三,必须央行出手,按照前段所述原理,在大规模释放长期基础货币的过程中,以地方政府债务作为工具,(1)为央行提供足够规模的货币政策工具,(2)为巨额地方政府债务市场提供足够的流动性,(3)央行和政府信用匹配之下才有可能拉长债务期限、降低利率成本。
毋庸置疑,当下中国经济说到底,关键在于债务制约。历史证明,地方政府的发展欲望强、干劲大,中国经济就活跃、就发展,反之就会死气沉沉。实际上,让地方政府变冲动为能动,变面子为里子,这恐怕也是提高政府现代经济治理能力的关键。
因此,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既要看到债务,也要看到资产,只有通过发展,让资产尽快产生效益,债务风险才会有效且良性地降低。正因如此,我们没有理由沿用老腔老调,以地方政府存在道德风险为说辞去拒绝货币政策改革,尤其在中央不断强调系统观念的大势之下,各级政府和部门首先要强化系统观念,梳理全国一盘棋,为实现共同目标而齐心协力。实际上,中央多次强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与协调”,但我们现在是否已经做到了?需要反思和检视。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